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梳理了今年1至3月份扒竊拎包案件案發較多的區域，首次推出官方版的“反扒地圖”（上圖）。該圖涉及上海17個區縣，囊括了市民廣場、商業賣場、三甲醫院、旅游景點、超市、天橋等69個“熱點發案區域”。

　　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副總隊長趙勇認為，街面侵財類案件的發案情況是反映一個城市整體治安形勢的晴雨表，和大案要案相比，這些與人民利益切身相關的“小案”是“以量取勝”。應該說，街面侵財類案件頻發，不僅會損害市民群眾的金錢和感情，還可能有損上海城市形象。

　　民間“反扒地圖”被升級 官方注重動態性

　　其實，早在2011年，上海知名網絡社區論壇“寬帶山”上出現了一張“反扒地圖”。這張上海地圖上標注出48個容易被小偷光顧的區域，提醒市民小心扒手，被網友稱作“上海首張最實用的防扒地圖”。

　　對于民間“反扒地圖”，當地警方的態度是明確和開放的。趙勇表示，考慮到人身安全，公安機關不提倡不鼓勵普通市民參與反扒抓捕，但對于熱心市民自制的民間“反扒地圖”并不反感，“如果因為這么一張地圖，可以讓問題引起公眾共同關注，從而使市民提高防范意識，在公共場所減少侵害，也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與此同時，警方也指出，真正實用的“反扒地圖”一要充足數據支撐，二要體現出動態變化。上海刑隊七支隊副支隊長季海詳解，“理論上說，凡是人流密集的區域，都是侵財類案件容易發生的地方。其次，季節的變化、每一天不同的時間段對于街面侵財類案件的發生意義也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要標注地圖的話，階段性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此次的官方版“反扒地圖”，特別標注時間區間，以體現階段性，原因也基于此點。

　　事實上，要在茫茫人海中用肉眼找出可疑人物絕非易事，經常“吃力不討好”。傳統反扒往往注重“尋找線索”、“街面跟蹤”、“實施抓捕”這三個實戰階段，隨著時代發展，當海量數據成為重要資源，數據應用成為一種能力，分析反扒數據、進行實戰研判也逐漸成為反扒新抓手。

　　街面侵財日均發案170起 “刀耕火種”收效低

　　在上海，一方面是資源集中帶來的經濟繁華，另一方面則是保障城市社會治安的任重道遠。記者從警方處得知，上海的街面侵財類案件日平均發生170起左右。為此，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的三成警力被部署追查街面扒竊拎包犯罪，側面反映了該類犯罪的發案猖獗和公安打擊的強勢。

　　可是，盡管警方打擊力度在進一步加強，但街面侵財類案件的發案率一直不低。因為扒竊拎包作為一種常見犯罪形式，本身就具有作案分散、流竄性強、取證困難的特點，這種“跟著警情跑”的情況就會帶來警力相對不足的矛盾。所以，慣用的反扒思路是以發案熱點為圓點來劃分區域，三人一組分區部署警力，遇見突發警情再臨時靠攏。

　　“用雙腳在熱點區域不停行走，同時用眼神搜索可疑人物”，上海公安黃浦分局刑偵支隊反扒探長傅國英介紹，“和其他警種不同，很多高科技的技偵手段在反扒行動上根本用不上，現實決定了我們這行基本只能采用原始的‘人海戰術’”。

　　而在新的刑訴法實施后，辦案執法對證據的要求越來越高，從執法規范到司法定罪都必須以證據為支撐，對待這類犯罪最好的辦法是“抓現行”，可這樣難度也隨之加大。“有時你看出他是扒手，但如果他不動手你就不能抓他”，傅國英坦言。

　　傳統的反扒模式是讓警力上街頭與犯罪分子直接“對撞”，這種“刀耕火種”的做法能否顯露成效完全取決一線民警的個人能力，“一個月都抓不住一起反扒”的尷尬時有發生。在這種背景下，要想進一步提升一線打擊的精準度和效率，充分發揮相關數據情報的效用顯得尤為重要。

　　“大數據”助力反扒實戰 輝煌戰績同比上升103.5%

　　事實上，上海公安刑偵總隊一直有專人負責犯罪情報信息研究，歷史超過20年。這些刑隊中的“文職警員”，每天梳理前一天全市的接報案信息，直接和被害人接觸，幫助對方回憶，完善數據庫的采集。然后進行進一步細化、梳理，最后將結果反饋給需要的實戰單位和部門。隨著信息化發展能力水平越做越高，整體的研判性偵破性有了質的提升。

　　在季海的眼中，案件發生后，研究作案人員、作案過程和被盜財物的相關工作，“使得破案看上去更像是在做數據的邏輯分析”，他應景得將其稱為“大數據”的運用。

　　經過一段時間的數據積累，“大數據”就能反映出一些發案的趨勢性判斷。對于這種數據處理思路，專業從事情報工作的季海很有信心，“單個案件所反映出來的數據時有限的，也是殘缺的，但是當數據采集成了系統，有了量的積累，然后數據之間進行交叉碰撞，那出來的結果就不一樣了”。

　　“對于較為復雜的團伙案件，即便沒有條件‘抓現行’，警方也完全有能力從案件各個環節尋找線索，倒回去找落腳點，從頭守候、跟蹤，掌握完整證據，精確實施打擊。” 趙勇說，通過數據分析，繼而直搗扒竊團伙老巢、一網打盡的行動今年已成功實施多次。

　　最好的“結果”是“戰果”。今年以來，上海打擊公共場所扒竊拎包和盜竊“三車”類案件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破案數和抓獲人員數均較去年有所上升。數據統計，今年1至3月20日，全市共破獲扒竊拎包案件2440起，同比去年上升103.5%；抓獲犯罪嫌疑人1086人，同比去年上升17.4%，其中團伙100余個。破獲盜竊“三車”案件1956起，同比去年上升129.8%；抓獲犯罪嫌疑人575人，其中團伙50余個。

　　“反扒數據”再強大 日常防范還是關鍵所在

　　“反扒地圖”中所謂的“大數據”，就是“和案件有關的所有的人、事、物”，也是公安辦案中“情報導偵”手段的研究內容。“它們既有來自日常的戶籍申報、違章處理、前科信息、賓旅館信息、網吧登記信息、銀行卡信息、身份證信息等公安系統內部的數據，也有很多來自于社會各部門的數據”，季海說。

　　當然，“大數據”也汲取了不少基層一線反扒民間的工作經驗，例如反扒民警一直積極發展的信息員。“我們的信息員，包括從事倒票業務、流動設攤的‘灰色人員’和商場營業員。由于這些職業扎根底層，對周圍環境非常敏感，所提供的反扒信息和情報對于一線辦案幫助很大”，傅國英稱。

　　此外，季海也提醒，最重要的數據來自報案人。“反扒工作最郁悶的事是，人抓住了贓繳獲了，被害人找不到了”。不少反扒民警都希望，遭遇街面的受害者能夠及時報案，擠出時間到警局做筆錄，幫助警方完善反扒數據。趙勇說，官方推出“反扒地圖”的初衷，也是期待“用信息公開換取老百姓的肯定與信任”。

　　在公共場合，任何人都可能被“三只手”盯上。盡管“反扒地圖”清晰實用，提高市民防范更是關鍵所在。“一張全紅的反扒地圖，還不如一個良好的防范習慣”，這樣的官方忠告從犯案人員那里也得到側面佐證。

　　傅國英告訴記者，他們曾在南京路上抓住一個偷竊手機的白某，白某是解放前以扒竊為業之后改過自新、早就“金盆洗手”的高齡“老三毛”。白某在交代犯罪動機時稱，現在很多人都毫無防范意識，一次次“誘惑”著自己下手，當那次看見被害人將手機斜插在外衣口袋，“一看手機就是我的”成了動手前最后的內心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