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農發戰線孺子牛”、獲得過國內省市多次先進的紹興發改委原副調研員裘紀言濫用職權、受賄案近日在浙江紹興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判，裘紀言最終獲刑7年6個月。

　　該案中，按照裘的辯護律師意見，裘被指控幫助企業違規獲得財政補助資金725萬元，但財政補助需要多方意見多個環節把關，造成國家經濟損失，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而非個人。這也成為本案最大爭議焦點。

　　案情：違規申報導致國家725萬財政補助流失

　　裘紀言原系紹興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調研員，曾任紹興市發改委農村經濟發展處處長兼紹興市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主任。

　　據檢察機關指控，裘紀言在擔任紹興市農發辦主任期間，在負責越州雞加工擴建項目、浙東白鵝良種繁殖基地擴建項目、年產12000頭豬生態養殖擴建項目、收購南美白對蝦及蔬菜流動資金貸款貼息項目的前期準備、組織實施、監督檢查、申報和驗收過程中，明知相關企業的農發項目存在不符合申報條件或不符合項目驗收要求等情形，仍不正確履行職責，且收受賄賂、徇私舞弊，致使相關企業違規獲得財政補助資金共計725萬元，造成國家重大經濟損失。與此同時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人民幣共計9萬元。

　　2014年11月22日，諸暨市人民法院以濫用職權罪、受賄罪一審判處裘紀言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裘紀言不服判決，向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交鋒：是集體決策還是領導意志？

　　二審庭審中，裘紀言的辯護人對于一審判定的受賄罪沒有異議，但認為量刑過重，而對于濫用職權罪的指控，裘紀言及其辯護人則做無罪辯護，認為并不構成濫用職權，集體決策層層上報的流程設置成為最大理由。

　　裘紀言認為檢方指控的四個項目中，有兩個不構成犯罪，另兩個則不完全是他的責任。他認為，在當時政府十分看重項目資金的條件和狀態下，難免會出現重申報、輕審核，項目質量在客觀上存在問題的情況。“項目申報不是農發辦說了算，更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農發辦、財政局都要簽字。在項目報上去之后，省農發辦要派員到現場察看。”因此，自己不應負主要責任。

　　裘紀言的辯護人指出，項目牽涉很多環節，各職能部門都有獨立發言權，且需要層層上報，最終決定權在省有關職能部門，而并非市農發辦。在項目集體驗收過程中其他職能部門也明知項目存在問題而予通過，所以財政補貼的損失并不是裘紀言濫用職權導致的。

　　對此檢察機關認為，裘紀言明知項目存在瑕疵仍違規上報，實質上已經違背了相關流程。雖然項目審批需要通過省級職能部門最后拍板，但是省級單位的決定作為“后行為”，是建立在市農發辦前期全面驗收的“先行為”恪盡職守符合相關規定的前提上。而且裘紀言存在徇私舞弊行為，以違規上報為相關企業獲取利益為籌碼收受賄賂。因此將裘紀言的行為認定為濫用職權罪并無不當。

　　落槌：“隱形”濫用職權不可免責

　　項目的審批通過是否真如裘紀言所說是集體決策的結果？

　　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根據多名證人證言，雖然項目申報立項有多個環節的把關，但事實上裘紀言并沒有遵守相關的申報流程，在農發辦獨攬項目申報大權，以自己的意見代替市農發辦的意見，甚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關系“打招呼”，試圖影響其他職能部門以及上級主管部門的審核，幫助不符合申報條件的項目申報立項。

　　法院還查明，在項目驗收中市農發辦是驗收的牽頭組織單位，而裘紀言作為農發辦主任、驗收小組組長，在驗收中所起的作用至關重要，其在明知項目不符合驗收標準的情況下，仍然在集體討論過程中發表有利于申報人的意見，縮小了存在的問題，違規同意通過驗收，并最終左右了驗收小組驗收意見。盡管項目申報最終審核權在省級職能部門，但實際上項目考察、評估、篩選等基礎性工作是由市農發辦負責的，省級部門審核同意的行為也是由于裘紀言之前瀆職行為引起。由此可見，裘紀言的瀆職行為在涉案項目的申報立項及通過驗收中起了關鍵作用，裘紀言的行為與違規發放財政補貼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紹興中院方面表示，借著集體決策、層層審批做掩護，徇私舞弊濫用職權，利用自己的職務和權力“引導”、“左右”局面，實質上起到了關鍵作用，是瀆職或濫用職權案件中常見的“理由”，紹興市中院做出的二審裁決把這種“隱形”濫用職權給“挑明”了。

　　據了解，裘紀言在紹興當地曾被譽為“農發戰線孺子牛”，在其擔任紹興市農發辦主任期間，爭取到了較多的項目和資金，工作能力、態度和業績均受到較高評價，本人也多次獲得全國、省級、市級先進。二審中，裘紀言的家屬也就此提出相關“情況說明”，希望能為其減輕處罰。但在法律面前，“有功之臣”也無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