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學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和耶魯大學中國法中心發布了《中國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司法審查調研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實施5年來，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快速增長，但公民勝訴的情況仍然較少，2012年一審審結的案件中公民勝訴率僅為17.6%。

　　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程琥介紹，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以來，北京市每年審理的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占當年受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一審)總數的10%左右，其中，判決政府敗訴的比例大致在13%左右，比例高于每年判決行政機關敗訴率。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齊瑩也表示，在信息公開案件中，行政機關敗訴率遠遠高于普通行政案件的敗訴率。

　　《報告》顯示，從近5年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開案件來看，當前的政府信息公開案件絕大多數涉及基本民生問題。

　　程琥表示，大多數行政領域都涉及政府信息公開，但絕大多數政府信息公開案件主要涉及征地、拆遷、公安、社保等管理領域。另外，涉眾型案件越來越多，有些也涉及一些敏感事項和政策調整，特別是對一些歷史信息公開的申請，都和政策調整有關。

　　雖然北京市政府信息公開案件中政府敗訴率高于普通行政訴訟案，但法院裁判結果以“裁定駁回起訴”居多。

　　“‘原告資格問題’，在裁定駁回的案件中，以這類理由來駁回的，有一定數量?！北本┐髮W法學院副院長、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王錫鋅認為。

　　王錫鋅稱，“涉及保密審查以及國家秘密到底該怎么審查的問題”、“涉及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保護與知情權關系平衡問題”是目前法院司法與信息公開案件的審理難點。

　　就審理實踐，程琥認為存在幾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如何界定政府信息，如內部信息、黨務信息、刑事審查信息和公用企事業單位信息，都涉及政府信息的界定；二是政府信息公開主體，誰來公開，誰有義務公開，比如制定機關和保存機關，到底誰是公開的主體；三是《條例》與相關法律法規所規定的一些查詢的協調問題，如《保密法》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銜接，涉密信息的區分處理沒有明確答案。

　　程琥表示，為解決上述問題，有必要對《條例》進行修改，或者上升為《政府信息公開法》，甚至與司法公開、立法公開等協同起來制定一部法律，第三種方式最為長遠。

　　他還提到一個問題，即法院一般會考量行政機關是否盡到了收集、檢索義務，重點監督該信息實際已經制作并保存，卻以“不存在”為由拒絕公開的情況。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法官陳振宇介紹，上海的標準與之類似，行政機關不能只是聲明信息不存在，必須向法院提供相應證明，已經檢索但仍沒有。但是，關于這一點，對行政機關要求得并不是很嚴格。

　　另據齊瑩介紹，實踐中，是否因保密等問題而不應公開的爭議，不如應該由哪個機關公開的爭議大；信息是否存在的爭議，不如該信息是否應該公開的爭議普遍。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趙大光指出，政府信息公開對中國來說是一大進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級法院為保護公民的知情權、完善和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做了很多努力，但做得還很不夠，可效果比較明顯，而且會越來越好。

　　趙大光希望各界能夠允許在這一領域有一個適應、探索和不斷完善的過程。因為過去中國政府信息以不公開為原則，現在以公開為原則，各級政府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工作習慣和制度上都沒有做好準備，也要有個適應的過程。

　　“我們應該看到政府的大門已經打開，法院受理案件的大門已經打開，至于房間里的地面是否平坦、家具是否齊全，下一步好解決，重要的是門已經打開?！壁w大光說。本報記者王亦君實習生王雪麗